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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是武漢人，讀大學時，他逐漸發現自己對女生興趣索然，但他並未公開，甚至還交過一個女朋友。畢業後一次工作調動，L從武漢來到成都，在遠離瞭故鄉的社會關系之後，他很快決定，向這座城市出櫃。我們見面時，L已在成都生活工作瞭一年多，有自己穩定的感情生活，用行動證明瞭成都那句赫赫有名的城市宣傳語：一座來瞭就不想離開的城市。
形形色色的人與事拼湊起來，我想，我看到瞭生長於這座城市中的彩虹一角。
（排隊購買Chanel的成都人）
現如今的“月戀花”，不僅是一間酒吧，也是公益組織“成都Les愛心工作小組”的根據地。她們最近的活動主題是“關愛老年拉拉”。於是在豆瓣日記裡記錄，有一天她在店裡接待瞭一對專程從外地來的老年拉拉，她們都已年過八旬，但在跌跌撞撞之間，已經相守四十多年。這令於是感動不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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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2017年開始，官方政策逐漸收緊，“超過10人以上活動就需要報備”，公益組織的活動逐漸受阻，例如，米爾克主辦的Speak Out大會就已無限期停辦。顯而易見，在成都這座城市與LGBT群體相處的過程裡，仍然不免粗糲與亟待磨合的部分，這或許已經和城市本身的特性無關，因為官方面孔在所有城市都是那樣整齊劃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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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消費空間仿佛九宮格火鍋，把人與人分門別類區隔開來，在互不打擾的狀況下，距離便產生瞭美。
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，李白所描寫的浪漫灑脫，其實就是成都人的消費精神。受關中文化影響的中國人素來節儉，成都式的消費觀，可以說是傳統文化中的一枝獨秀。西漢揚雄說“蜀”即是“獨”（“獨”），後來又有人稱這裡是“絕域殊方”，他們所說的並不全是城市風物，更是人的獨特個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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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如果我在新媒體行業應該會直接出櫃。教育行業，還是算瞭吧。”她補充。
“你是異性戀嗎？”還沒等我發問，她先這樣反問我。在得到肯定答復後，她開玩笑說，前路坎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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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月的一個晚上，我們在“圈內人士”的帶領下，從太古裡步行前往天仙橋，那裡有成都最著名的Gay吧和Les吧。
MAX酒吧旁邊，是Les酒吧“蜂王”。礙於身份，我們沒有進去，隻是在門口拍下瞭觀光照。在蜂王酒吧門口，我註意到兩男一女在聊天，女孩短發，穿一件背心，露出手臂上的文身，不知怎麼，讓我想起《因為愛所以愛》時代的謝霆鋒。
從茶館到酒吧，成都對性少數群體的包容，體現在有合適的城市空間供之活動。生活在成都的性少數者，不必像在北京那樣爭奪廣場，也不必像在廣州那樣爭奪公園，當城市自發協調起他們的需求，空間摩擦自然就相應減少，社會對性少數者的敵意也會因此降低。
在所有中國城市中，成都是最早被冠以“同志之都”的城市。據說最早，這一稱呼源自同志網站淡藍網發起的尋找中國“gay都”的討論，成都與重慶呼聲最高。作傢西門媚寫道，“成都是個同志之都，全國有不少的同志因為這裡的寬松包容氛圍移居至此。這是成都值得驕傲的地方。”她向媒體記者們談起這一點，但從沒人願意寫出，一是因為同志話題的敏感性，二或許是因為記者們很難判斷，這究竟是城市的優點還是缺點。
除此之外，本土宗教也許構成另一股影響DNA的力量。眾所周知，成都是道教的發源地，時至今日，成都及其周邊還有數百處道教景點。
酒吧在二樓，一樓是成都特色的中餐館和燒烤店，時間雖已過九點，但仍有人在等位。穿過這層喧囂，沿著停運的扶梯拾級而上，兩傢酒吧並列在視野盡頭。天井為這裡分出左右兩條通道，它們略顯破舊，分別指向不同的酒吧。隱隱然我竟產生一種感受，仿佛通道產生瞭性別屬性，在指示我們男左女右的基本規矩，隻不過在這裡，規矩是男右女左：右手邊是Gay吧“MAX”，左手邊是Les吧“蜂王”。
如此一看，所謂成都文化，其實就是移民文化，成都仿若隱藏於中國內陸的小美利堅，是由移民匯聚建設而成的。古往今來，融合是成都的一個大主題，這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瞭成都人包容的DNA。
此後十餘年間，成都人的可支配收入年年攀升，儲蓄率卻仍在15%~25%之間徘徊。2016年，成都市的人均儲蓄餘額排名全國第十三位，怎麼看都不像是新一線城市中的翹楚。而與此同時，成都的奢侈品購買力卻位居全國第三位。
舊時的成都茶館有諸多區分，販夫走卒和知識分子，一行人有一行人的茶館。中山街的茶館靠近鴿市，是養鴿人的茶館；百老匯茶館臨近鳥市，是愛鳥人的茶館；扛夫常聚在鑼鍋巷和磨子橋附近的茶館中，而在南門外的茶館裡，則可以雇到保姆。
有意思的是，成都人對消費空間的愛，從茶館一直蔓延到瞭其他場所。以酒吧為例，2017年，成都擁有1855傢酒吧，數量僅次於上海，但是，上海的常住人口比成都多出800萬人，如果計算酒吧數量與城市人口之間的比例，成都仍然是遙遙領先的全國第一。
事實上，若論資歷，Les酒吧“月戀花”，比“金三角”還要悠久。“月戀花”酒吧在2002年便開始經營，風風雨雨16年，多次被迫關張，又多次重新開業。2007年，“月戀花”的創始人於是登上《魯豫有約》，成為中國最早在電視節目上發聲的女同之一。
從這個角度理解成都人，說其包容似乎又不大妥帖，因為這不是包容，而是不care。除非自己有能力解決問題，否則他們不會行動，更不會為瞭擺無用的道德姿態而委屈自己。
在出櫃問題上，C的答案略有不同，“親密的朋友都知道，在父母面前展示的形象是清高自傲眼高於頂的大齡女青年，在同事面前假裝有男友。”當我問為什麼不會像同事出櫃時，她說，因為同事不重要，沒必要掏心掏肺。
聯合國在2016年發佈的一項報告顯示，中國的性少數群體，隻有5%願意完全出櫃。
魯迅曾經說，“中國根柢全在道教……以此讀史，有多種問題可以迎刃而解。”如今看來，這一判斷仍有效力。我還是想再次引用白盾先生那個詞：大雜拌。也許，這不僅是道教的特征，更是成都這座城市的特征，既是一座由移民匯成的“大雜拌”城市，既是道教這一“大雜拌”宗教的發源地，那無論什麼文化，無論什麼顏色，相信成都都可以拿來拌一拌。
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魏偉，曾著有《公開：當代成都“同志”空間的形成和變遷》一書，這本書的內容來自於他為期數月的田野調查，也是他的博士論文。魏偉認為，在成都，保留著同志空間在中國演進的完整脈絡，是絕佳的同志文化研究樣本。
除去這一點，站在個體性少數者獲得尊重與空間，可以相對無拘無束經營個人生活的維度，成都依然給瞭他們想要的。他們與這座城市，像是被包養的情人和一位有婦之夫的關系，有婦之夫很難全面滿足他們的訴求，比如同性婚姻合法化，但在其他的生活細節上，有婦之夫會讓他們生活無憂，感覺被愛。
現代人許多常見問題，例如煙癮、肥胖或者抑鬱，目前都已經可以從12萬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基因裡找到根據。事實上，一座城市的基因也是一樣，現代人的生活習慣乃至思想傾向，都可以從城市的歷史變遷中找到答案。
事實上，雖有“同志之都”的名聲，但成都並不是中國最大的LGBT之城。五款熱門同性社交軟件的百度指數顯示，成都的搜索指數雖然居於全國前列，但都落後於北京和上海。2017年，德國網站Nestpick列出全球100個最受LGBT歡迎的城市，大陸也隻有北京上海兩座城市上榜，其中，上海排名第89位，北京排名正好是第100名。
傳統成都茶館文化中，茶館不僅是消磨時間的所在，更是交換信息與情報，以及袍哥處理江湖台中南屯區月子中心推薦事的地方。一條街上的茶館是區域中心，它可以是情報站，可以是貿易市場，可以是人才中心，也可以是梁山上的聚義廳。這樣的文化背景下，茶館在喧鬧之下總是靜水流深，裝得下各種隱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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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成都，和“成都Les愛心工作小組”類似的LGBT公益組織有十多傢，分別致力於不同的方向。“成都同樂”致力於應對艾滋病健康危機，他們擁有9名全職人員，是所有公益組織中最大的一傢；“成都米爾克”致力於為同志群體提供心理咨詢，並舉辦公眾演講大會Speak Out；“同心圓”定期舉辦類似仙子聚會的活動，鼓勵成員之間傳遞信物，互訴心聲。
清朝末年，成都街巷516條，茶館有454傢，可以說是每條街巷都有茶館。1935年，成都市報紙刊載，城市中每天的茶客數量高達12萬人，分佈在599傢茶館中。這項數據相當驚人，因為當時成都人口不過60萬人，除去不太去茶館的婦女兒童，幾乎人人泡茶館。而根據成都茶樓行業協會的數據，2018年，成都保守估計有30000傢茶樓，仍是全國之最。
（成都米爾克主辦的活動現場）
城市對性少數者的包容需要兩道關口。第一道關口是生活空間，第二道關口才是人。
成都人消費的信心，可以追溯到2200年前。都江堰的修建，一瞭百瞭地解決瞭成都地區的糧食問題，而且沿岷江經嘉州重慶，水路可以直達江南，成都也因此成為重要的工商業中心。常年穩定的糧食生產、豐富的貿易、加上偏安一隅的地理環境，帶給四川人以消費的自信：天生我才未必有用，但是千金散盡定會復來。
在魏偉看來，城市裡的同志空間，如酒吧、浴室、公園乃至公廁，雖然都很有代表性，但還不是中國同志文化萌芽的起點。早期同性戀者需要一處安穩容身的公共空間，北京的衙門，上海的洋行，廣州的店鋪都解決不瞭這個問題，唯獨成都，給出瞭中國所有城市裡最妥帖的方案：茶館。
這或許便是成都被稱作“同志之都”的原因所在，它通過一個又一個擁抱來獲得認可，正如1200年前歡迎杜甫那樣。
成都茶館總量大，社會功能復雜卻又分類清晰，是同志茶館得以出現的城市文化背景，同志群體想在這裡發展屬於自己的空間，一點都不困難。青羊宮附近的茶館，雖不是專為同志人群而開，卻因同志在此社交而被強行賦予瞭這樣的功能意義，現如今，碧雲軒茶館，白果苑茶園，也是非常出名的同志社交場所。在茶館這一獨具特色的城市空間裡，成都培植瞭中國相當早期的LGBT文化萌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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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絡時代的到來，舊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青年群體的登場，消解瞭成都茶館中的江湖氣。公益組織“成都同樂”的朋友向我提供瞭一張現在成都的MSM（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，男男性接觸者）地圖，從圖中可以看到，當前成都主要的同志活動區域，是浴室、酒吧、會所KTV以及客棧茶館組成的立體城市空間。
（來源：第一財經周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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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X，蜂王，加上開在附近的休閑中心MC Space，被稱為“金三角”，它們組成瞭成都最著名的同志活動區域。2010年，天府早報報道瞭一場男同婚禮，婚禮舉辦地就是“天仙橋附近的一傢酒吧”，在婚禮現場，上百人自發前來，為年齡相差20歲的新人送上祝福。
沿著魏偉對城市空間研究的思路，我們還可以進行進一步的推導。歸根結底，茶館或酒吧都是商業場所，哪怕消費不高，卻也代表著一種衣食住行之外的非剛性消費需求。簡而言之，不泡茶館，其實並不會對生活產生根本影響，可是從晚清到民國，在中國社會發生巨變的狀況下，我們實在很難想象，在1935紅軍長征的最關鍵一年，成都竟然有12萬人每天在泡茶館。
試想，舉國動蕩之下，成都哪怕偏安一隅，卻也很難創造12萬個富翁，泡茶館的，大多還是普通百姓，而這正反映瞭成都人的消費觀：他們不是非常關心儲蓄問題，甚至不是非常關心明天，他們極其願意在精神娛樂層面做消費投資，關註過程，關註體驗，盡管這讓他們顯得短視，或者缺乏長期目標，但他們對此毫不在乎。
在15歲就清楚自己的性取向與眾不同，那名女孩早熟的身份自覺讓我驚訝。這讓我想起另一位成都男孩Y，出生於1991年的他，“小學就明確知道自己是什麼。”除瞭父母，Y已經向所有人出櫃，生活也並沒有因此變得壓力重重。他到一傢新公司，上班第一天，有女同事問他，“你是Gay嗎？”“是啊是啊。”“哦，那我們做好閨蜜吧。”
千萬不要認為我隻是在說過去而不談現在。有證據表明，成都人獨有的消費習慣，一直從古代流傳到瞭今天。2000年，成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894.27元，人均儲蓄餘額卻隻有831元，隻占可支配收入的15%。這一年是國傢“西部大開發”戰略執行的第一年，成都地區的經濟還沒有產生特別巨大的變化，這種大手大腳的消費，顯然頗有古風。
來成都讀瞭大學之後，C決定在此定居。生活中，她從事教育行業，而在互聯網上，她還肩負另外一份職責：管理豆瓣小組“Les成都”。小組創立於2008年，是豆瓣上最大的地區性LGBT小組。17000多名成員，證明瞭成都LGBT文化的旺盛。然而，C並不是小組的建立者。“是我前女友，”C說，“她跟我分手之後黯然離組，把組甩給我瞭，她創建這個小組時隻有15歲。”從那以後，C把小組當成這份感情的紀念品，一直維護至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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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從MAX酒吧的後門溜進去。酒吧不大，昏暗中透著粉紅色，桌椅似乎是專為兩人對談而設計。酒吧裡並不全是男客，其中也有三三兩兩的女客，甚至還有一男一女的組合。“圈內人士”告訴我，這是因為女性們知道，這裡的人對她們沒有興趣，在Gay吧裡她們不容易受到打擾。當然，其中也不乏慕名而來的觀光客。
我想，正是得益於成都人獨特的消費觀念，成都的茶館、酒吧、浴室等城市空間，才具備瞭為同志群體提供服務的基礎可能，如果沒有愛好消費的成都人，就不會有如此規模的商業空間總量，城市就仍然是“傢——單位——公園廣場”的三明治空間，在這樣的城市基礎上談包容，無異於紙上談兵。
成都人的消費觀告訴我們，他們是不折不扣的自由派，體驗派。一項數據表明，成都人的平均結婚年齡是29.2歲，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，性伴侶數量也更多，無他，他們忙著體驗去瞭。那麼顯然，同性戀愛也是眾多體驗中的一種。
廣袤國土上的時代變遷川流不息，唯有捕捉這些鮮活脈絡，方得以勾勒出更翔實的世間百態。
鮮有人知的是，即便是勇敢者的發聲者於是，也是與節目組簽訂瞭關於節目不在四川境內播出的協議之後，才同意接受訪問。
許多人不知道的是，成都是一座移民城市。秦漢時期，有外部移民入蜀墾荒；到瞭蜀漢成漢時期，少數民族流民移入川西平原；唐宋一代，成都已是文人墨客的旅遊勝地，唐玄宗唐僖宗兩次入蜀，帶來瞭大量宮廷人員和手工藝人；而至清朝康熙乾隆時代，大量移民入蜀經商。康熙年間的《成都府志》記載：“四方流氓藝業貿易湊成省會。”《成都通覽》則寫道：“土著稀少，今之成都人，原籍皆外省也。”
當然，數據隻是打開城市的萬千把鑰匙之一，一個人的主觀感受，例如溫度，感動，空間或尊重，並不在簡單的統計數據裡。過去的這個四月，我在成都接觸瞭多位性少數者，有成都人，也有生活在成都的外地人，有些人在生活中偽裝成異性戀，也有人不僅公開出櫃，還創辦公益組織，致力於為LGBT群體發聲。
這是成都同性戀群體的一次街頭實驗，實驗過程被濃縮在一段六分鐘的視頻裡，記錄瞭他們收獲的來自各色人等的五十多次擁抱。視頻在網絡上一度火爆，創造瞭20餘萬次的微博轉評數據。雖然拍攝視頻的時間是一年前，但在我接觸的LGBT群體中，仍不止一個人提起它，以此佐證這座城市對他們有異乎尋常的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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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者白盾對道教的一番評斷，我認為恰恰反映出一種我熟悉的成都人性格。他說，道教思想，其實是個“大雜拌”，道教崇奉老莊，老子思想，是小農業生產者的“安其居，樂其俗”，即魯迅所言“先自致槁木之心，立無為之治”，簡單翻譯，就是對一切事物無動於衷的冷漠表現；而莊子思想和老子有區別，主張“物不勝天”，“一切歸於無”，即范文瀾所言，“回到無人類的世界裡去”，“是一種消極頹廢的遁世主義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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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人確實會在一些時刻顯現出他們“無動於衷”的一面。汶川地震期間，成都的夜蹄花依然人滿為患，人們並沒有因為大地震就忽略自己的口腹之欲，而在雅安地震期間，我在清晨被震醒後急急忙忙出門，卻發現廣場上的大媽們已經跳起瞭扇子舞。
在我接觸的受訪者中，每一個人都表示自己是“半公開出櫃”，他們不介意朋友知道，即便一些人會對同事有所隱瞞，但也是出於不願，而非不敢。從社會生活的維度，他們輕松自由，壓力很小，加上他們普遍有較好的受教育水平，在物價不高的成都生活，幾乎成為一件毫無門檻的事情。
社會對一種思想的評判，歸根結底是社會需求決定的。一個國傢要發展進步，必須努力昂揚，積極入世，道教如果興盛，人人意興闌珊，台中東區月子中心肯定不利於國傢建設，因此自然被批評為“消極頹廢”。可是，今時今日我們流行的“喪文化”，似乎正是道教思想的一種復歸。
不止一個人向我推薦瞭這樣一支視頻：蒙著彩虹色眼罩，兩名年輕人站在成都街頭，面向熙熙攘攘的人群張開雙臂，白色T恤上用雙語寫著他們的渴望——“我是同志，你願意擁抱我嗎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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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：默爾索
不入流的文學碩士，不靠譜的專欄作傢，不勤奮的個體戶。內蒙人，常居成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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